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区的战争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而胜利结束。美国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向美国政府提出了一个管理战后日本的省事省力的办法，这是迥异于当时欧洲正在采取的对战败国德国、意大利的办法。
其基本内容是：由美军最高司令部对日本固有的具有浓重侵略性和盲从性的官僚机构发号施令，在不改变这个官僚机构的实质与运作方式的前提下贯彻美国的政策旨意。日本从天皇到政府一致接受了此项“改革”，美国人的虚荣心似乎得到了一种满足。那时有一个人类学者，美国女作家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兴奋之下忘乎所以，急急忙忙写了一本书《菊与刀》（1946年），其中写道：“当这一政策在华盛顿制定之时，许多美国人仍在担心日本人也许会采取倨傲和敌对态度，一个怒目而视、伺机报复的民族将消极一切和平计划。后来证明这些担忧并未成为事实。其问题大多在于日本的特殊文化，而不在于有关战败民族和战败国的政治、经济等一般真理。也许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像日本这样顺利地接受这种正义的政策。”或许是由于日本人的“顺利服从”，引起她一种乐观的预期：“现在的日本人，认识到军国主义已经失败。他们还将关注军国主义在世界其他几个国家是否也在失败。如果没有失败，日本会再次燃起自己的好战热情。如果军国主义在其他几个国家失败了，日本则将证明，它吸取了一项教训，即以帝国主义的侵略方式绝不可能达到荣誉之峰。”这是全书的结论。由此我们很容易联想到日本田中角荣首相在20世纪七十年代初访华时，观看了日军在华兽行的记录片后那一番痛哭流涕，由此换来中国关于战争赔款等方面的不少慷慨的承诺。这也是“顺利服从”！
在现代社会以预言为职志，做一个“巫师”，是要担一定风险的。古代的巫师预言不灵，首领一怒之下，他可能被碎磔成泥或火烧成灰，尸销魂散。现代社会的巫师预言不灵，惩罚他的只有舆论让他发窘。六十年后的今天，本尼迪克特女士的预言是其应如响呢？还是毫无应验呢？我要直率地说，这个美国女士的美好预期实际上已经落空了。近一、二年发生的日本浪人珠海事件、日韩独岛之争、把划入日本版图事件、日美安全防卫把台湾纳入防卫范围事件、日本政要频频参拜靖国神社事件，更不必说小泉首相最近拒绝俄罗斯总统普京关于参加二战结束六十周年纪念大会的邀请而拟在日本另搞一套声讨美军对日本使用罪行的大集会活动，在在都显示出日本向世界的挑衅姿态，在在都让本尼迪克特女士发窘。
日本到底怎么啦？它如此不可一世，睥睨一切，最终的原因不是谁娇着它，惯着它，翼护着它，而是它的确已经成了个经济巨人，“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又在犯老侵略者的旧毛病。支撑它那骄横之气的，是它的经济实力，包括它在全球正在取得的金融霸权。
二战后美国本想在日本建立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架构，在自由市场经济基础上由政府对有效需求实施调控。但日本政府考虑更多的是提高有效供给问题，它另有一套旨在复兴民族产业的“产业政策”。通产省大臣号召日本企业界要读懂一本书，即德国19世纪初叶经济学家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以便知道复兴民族产业的重要。借明治维新而发达起来的安田、住友、三菱、三井以及20世纪才起家的松下等家族性公司，二战后，得到了很好的政府政策保护，而不是像当时一些经济学家建议的那样用大力国有化来损害私有经济这个基础。政府要员曾声泪俱下地恳求日本金融财团投资民族产业，把日本已有的产业基础大力修复，促进提升。我们正真看到，后来的结果是：二战以后日本以原家族性公司为根基，使产业提升的同时也崛起了一批超级的金融财团。到1980年代，一向对美国“顺利服从”的日本，突然大声说“不！”美国人愣了一下。中国那时有一些坚定的反美人士狠狠爽了一把，说：美国佬，瞧你的好吧！岁月飞逝，二十年过后，美国与中国面对日本的挑衅姿态，都有些尴尬。
二战结束初期，在金融方面，日本与美国、欧洲根本不处在同一个层面，本来不存在抗衡的情况。可是回顾起来，从1930年代初起，美国金融业其实就是在戴着镣铐跳舞。以1935年美国出台《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为标志，美国金融告别全能化时代，走入专业化经营格局。特别是对商业银行的限制更甚，限定其只能从事存贷款主体业务，不能涉及界墙之外的证券、保险业务。这个限定大大消弱了美国金融资本的垄断地位。连摩根财团也不得不剥离出投资银行部，与另一合伙人组成新公司，即今日赫赫有名的摩根士丹利公司。二战结束以后，在欧洲复兴过程中，美国在欧洲复制了它所奉行的金融体制，欧洲金融业进入专业化时代。专业化未尝没有好处，比如控制风险等，但它也有致命弱点，就是阻碍金融集团的形成。这有两层含义：一是在商业银行旗下不能组合证券、保险等金融业务，使金融机构只能狭窄经营；二是各国没有取消对资金跨国流动的限制，使金融交易国际化事实上不可能大举进行。
同时期，日本的情况却有不同。美国在设计日本经济体制时并没有全面引入金融专业化制度，而使日本金融维持了一个比较宽松的多元化经营局面。固然那时日本金融体系中同样是商业银行占据主体地位，但由于日本制定了旨在复兴民族产业的产业政策，势必鼓励商业银行存贷款业务和投资业务的发展，以便有更多资金向民族产业注入。其结果使商业银行与民族产业取得了同步的发展壮大。
进入20世纪六、七、八十年代，这三十年，美国以花旗银行为首，引导出一个金融国际化潮流，一时间美国的同业靡然从风。美国银行的国际化有两个大区域，一个是欧洲，一个是拉丁美洲。在欧洲，花旗银行主要是推行零售银行业务和票据交换系统；而在拉丁美洲，以花旗银行为首，主要是通过跨国信贷，试图从若干个官僚体制的国家取得“无风险”的丰厚利润。在欧洲区，美国的银行做得比较成功，把零售银行业务发展成为全世界银行业认同的一项主体业务，尽管主持花旗零售业务多年的约翰·里德退休时说“对银行始终有意义的是公司业务”。但在拉丁美洲区，美国的银行可以说几乎完全失败，因为这些国家的最高政权非程序化更替，武人执政，新官不理旧帐，造成了美国银行业巨额的海外不良资产，通常所说的拉美债务危机即指此。直到1990年代初，花旗银行等跨国经营的大银行尚未走出这场债务危机的阴影，元气大伤。然而反思一下，美国的银行当时为什么冒冒失失地走进了这个“雷区”呢？是轻率？还是抱着“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豪气？都不是！它别有苦衷。根本原因是美国当时僵硬的“分业经营”的金融法律架构使商业银行在本土没有发展的余地，而当时两种意识形态高度对峙的现实，又使它没办法进入东方区域。拉丁美洲，事实上是唯一的选择。为什么非要走国际化的道路呢？我想到当时花旗银行领导人沃尔特·瑞斯顿的一番言论。他认为美国的金融法律是自束手脚，长此以往，美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必然衰退；为救国内业务的萎靡，必须到海外寻求发展壮大的机会。虽然这场长达二十年以上的向海外进击战略花事已了，果实未丰，以花旗为首的美国银行陷入了泥沼，难以解脱，资本金不足以承担风险的问题浮出水面，但美国的银行毕竟来到国际金融大竞技场上纵横驰骋了。
同时期，日本金融业却走着一条励精图治之路。日本的银行在支撑民族产业的同时，依靠存贷款业务的扩张，自身在持续不断的发展壮大。日本的产业基础是在20世纪五十年代奠基的，六十年代快速起步，七、八十年代，在主要产业上已能与欧美比肩。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后面潜伏着一条线，就是金融业在支持产业中自身的发展壮大。当时日本的银行已初步渗入美国市场，从事房地产信贷和杠杆收购等业务活动，但从总体看，势力并不大。而美国的银行呢？他们心中也有一个小算盘，就是看准日本经济蒸蒸日上的机会，准备大举进入。这是二战后美国与日本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两个市场上初次的相逢和较量。美国的银行在进入日本时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除了政府办事拖延，根本的障碍是日本国民对美国的银行抱着敌视的态度，很难开展业务。连沃尔特·瑞斯顿这样的大银行家亲临斡旋，还碰了一鼻子灰。但日本的银行在美国却没有遇到民族情绪的障碍，在市场上施展自如。特别是1980年代后期，它们在美国房地产市场上推波助澜，待到价格泡沫临近破裂，他们抽身一走，房市大跌，连约翰·里德执掌的花旗银行也搅进数10亿美元的坏帐。美日的这第一次交手，本来并不是一场旗鼓相当的对阵，却只打了一个平手，日本银行业三十年来积聚的能量初显狰狞，而美国银行业虽然老大威严，却底气不足。
然而，日本金融业的成长意外地受到遏制，原因出在它的本国经济上。当时日本银行业沉溺于1980年代经济快速地增长的迷梦，未曾想到房地产价格泡沫破裂，并由此引发基础物价下跌和整个经济的衰退。这一衰退就持续了将近十年。受整体经济萧条的影响，金融实物资产一蹶不振，大幅缩水。许多持有金融实物资产坐以待息的食利者，感到“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日本银行业在萧条的经济中累积了大量的坏帐。日本政府在过去的长时期内对金融业采取“保驾护航”政策，像是一个抢险队，哪里出问题就奔赴哪里。政府希望能够通过修修补补，使金融机构涉险过关，比如剥离坏帐由官办公司打理而商业银行可以轻装前行，轻易不允许银行破产。这固然有利于金融体系的稳定，但银行良莠不齐，沆瀣一气，把固有问题与新问题纠缠在一个篮子内，越理越乱，沉积越深。正是这样的一种情况，促使日本银行走上了重组合并之路。最初，重组合并是被动的，多采用“强弱联合”与“弱弱联合”的模式。最引人注目的是1995年3月，日本三菱银行与东京银行合并，以6000亿美元资产变成全球银行业的老大。但它在这个交椅上坐的时间很短，1995年底，日本大和银行与住友银行合并，以6100亿美元资产跃居世界银行业的第一。
至此，欧洲与美国才如梦方醒。1997年瑞士信贷银行与瑞士联合银行合并，以6700亿美元资产压倒了日本的银行，成为全世界第一。但它执掌牛耳也为时甚短，1998年，花旗银行与旅行者集团合并，以7000亿美元资产压倒群雄，变成全球第一大银行，并且一直把这个优势保持到现在。
应该说，欧洲与美国卷入全球银行业的重组合并潮，创造出了“强强联合”的模式。那些强力金融机构，既不发愁自己的生存，也不追求虚幻的盛大，那么它们的合并，所为何来？原来，合并由被动变为主动，由强弱、弱弱的组合变为强强组合，有明显的两个好处：一是能节约各自基础投资与管理成本，比如花旗与旅行者集团互相利用业务渠道，共同向一个客户销售一揽子金融服务。二是能取得一张全球市场通用的“贵宾卡”，在全球市场上只要你是超大银行，你想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并且到处受贵宾待遇，这样一来，业务拓展就具有了一种先天的“优势”。美国与日本竞争全球金融霸权的激斗，在此进入第一个高潮期。以花旗集团成为全世界金融老大为标志，美国暂时占优。
日本政府与日本的银行界很是着急。但因为其政府政策上“保驾护航”思想的习惯性，在处置不良金融机构上不肯痛下刀子，劣马长期不能出群，迁延有年。直到2002年作为铁腕人物的竹中平藏担任金融大臣，改变了政策习惯性，比较坚决地让积重难返的银行破产，优胜劣汰，让强力银行之间相机合并。这一政策，把长期固守的强弱联合、弱弱联合的模式作了根本性改变，合并的主流成为“强强联合”。经过几年来政府主导下的运筹，“强强联合的并购蜂起。至2005年2月18日，东京三菱与日联控股签署资本总金额达380亿美元的合并协议，相约将于10月1日正式组建“三菱—日联金融集团”，这是迄今全球金融业最大的一宗合并案。至此日本金融业基本打造完成了三艘超大型金融驱逐舰，分别是东京三菱金融集团、瑞穗金融集团和三井住友金融集团。这三艘驱逐舰，每一艘都相当于美国花旗集团的规模。美日的全球金融争霸进入第二个高潮期的前奏。
我们中国不应该做美日金融争霸的旁观者。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市场太大了，它天然地成为金融集团争夺的对象，这是无法逃避的。而我国当前自己的金融机构，与这些彼此对峙的驱逐舰相比，只相当于木帆船。随着加入世贸过渡期完成日的临近，我们的木帆船事实上也不得不参加全球市场的角逐。国内一些大商业银行已经意识到未来竞争形势的严峻，几乎不约而同地提出“苦练内功”的口号。“苦练内功”当然十分必要，比如提高控防风险能力、加强产品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等，但这好比中医救急症，有时会感到力不从心，距离打造与美日驱逐舰相当的金融集团的愿望尚很远很远。
我们面对的现实是：国外金融集团改变了以往对中国市场的战略设计，不再主要地把资金用于设置分支机构上，而是看上了参股并购之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成为目标且不说，股份制商业银行、地区性商业银行，甚至农业信用社都正在成为他们热衷的目标，中资金融机构一时应接不暇。从这些现象，我们隐隐可以获知未来的全球市场争夺将在若干金融集团之间进行。美日竞争全球市场，美胜不足喜，日败不足欣，关键是我们应有一块自己的根据地。而要在全球市场拥有这样一块根据地，我们不立即培植本国的金融国际竞争力是断然不行的。我们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但我们一定要重视培植民族金融支柱。遥想上世纪六十—九十年代的美国，人称为充分国际化的大度宽容的美国，尚且有财政部长鲁宾、银行家瑞斯顿等大讲特讲美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国际竞争力”这个概念在中国加入世贸的过渡期金融安排中，应该具有首要的意义。我们特别标举出这个观点，希望金融官员、金融实践家和金融学者给予认真关注。
培养我国金融的国际竞争力，应当走当前世界各国的通行道路，即金融集团化。近十年的全球金融，特别是美日金融争霸告诉我们：若无具有民族特征的强力金融集团就没有本国金融的国际竞争力可言。中国已经有了金融集团的雏形，例如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银行股份公司、建设银行股份公司、平安保险等，但尚幼嫩。在政策上，政府应旗帜鲜明鼓励国内金融机构相互参股合并，实现基础投资、业务渠道共享，而不单是对外资入股中资网开一面。而且对于内资机构的参股并购，政府应有立法；在并购过程中勤加指导和促进，尽快形成民族特征很强的金融集团。
集团的发展应以全能化为特征。目前我国金融业中保险集团发展最快，但保险在金融中的重要性毕竟不如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在我国产业高质量发展急需资金的情况下，应鼓励以商业银行为主导的金融集团快速成长，以提供信贷服务为主，在一个集团中相机为公司可以提供改制上市、战略重组和保险服务。当前，集团化发展还存在法律上的障碍，欣闻《证券法》正在进行的修订稿中取消了“分业经营”字样，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在我国各主要产业急待升级的现实情况下，金融集团的成长必须与产业的成长相依而行。没有产业成长，所谓金融集团成长是无源之水；没有金融集团的资金大力注入，所谓产业成长是无本之木；而金融集团的设计者如若幻想不通过支持产业成长而做到自身单独的成长，无异于缘木求鱼。这是中国现实所决定的必然选择。这一个道理，我国金融界和产业界应该深长思之。
我们不做美日金融争霸的旁观者，我们不希望看到日本的数艘金融驱逐舰在世界市场上横行，为当前弥漫于日本岛内的军国主义气焰撑腰。我们一定要尽快自我改造，做全球金融竞争的积极参与者，还可以常常成为胜利者。
